王羲之何以成为书圣

王羲之何以成为书圣

摘自《书法谈丛》,刘涛著,中华书局出版,有删节

推荐理由:本书就中国古代书法中有关问题,拈出而成多个选题进行讨论。虽然谈论的是书法问题,但由于作者历史学者的出身,具有史学眼光和史识,因此同时借鉴相关历史、古汉语、文字学等知识,使文章很有内涵和厚度,不仅学书法者能从中受益,而且历史学爱好者,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,也会从中受益。

历史上,现实中,有形形色色的权威:世袭罔替的,时势造就的,人为制造的。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,其地位与生命相伴,“人一走茶就凉”,只管得了生前,比如“威加海内”的秦始皇。长效的权威,往往是思想家,比如孔子,生前蹭蹬坎坷,身后位望隆盛,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,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,让人们代代顶礼膜拜,所谓“帝王一代帝王,圣贤百代帝王”。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,那就是王羲之。

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,确切的生卒年,是303年至361年。他出身士族高门,一生做的事,说来也很简单,读书、做官,旅游,写字,画画。

王羲之的人生成就,是他的书法。汉代还没有“书法”这个词汇,谁的字写得好,就称他“善书”或“善某某书”。这即是对写字这种能力的肯定,表明字写得好可以成名成家。东晋时,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,而名世的书家,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,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。对于王羲之,贵族身份与生俱来,至于名士的声望,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工夫。十三岁时,他拜谒大名士周,宴会上,周让他“先啖牛心炙”,表示格外的赏识。从此之后,人们对他另眼看待,成了准名士。待到成年,便是当然的名士,以善辩、骨鲠称。因为是名士,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,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,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,只有他“一人在东床坦腹食,独若不闻”,结果选中了他,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,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,由行为举止,他能辨出优劣高下。

晋朝的书法家,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,当道执政也罢,啸咏山林也罢,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,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。但是,自尊和相轻,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。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,为楷书、行书立法定制的曹魏钟繇,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词地推崇。

奉古人为权威,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,实际的功用,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,至少也能拿古人的书法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。

东晋初年,书坛上的权威是王虞,《晋书》说他“少能属文,多所通涉,工书画,善音乐,射御,博弈,杂伎”。按古代“六艺”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,几乎是“全能”。晋明帝为太子时,向他学过画: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。其中,有亲缘的关系在,王虞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,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,王虞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,东晋立国的第五年(321)就故去了,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,招来不少非议。

权威一死,想接班的大有人在,争来争去,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,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,却在王虞去世二十年之后。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,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,书法“不胜庾翼、郗倍”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有明确的记载。

大概在公元344年,即晋康帝建元年间,王羲之的书名大盛,学王书的人,由少数演为多数,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。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,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,大概是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,时势比人强,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,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。穆帝永和元年(345)以后,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。这时,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亡,郗倍已是王羲之的妻弟。

王羲之能主盟书坛,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,变古趋新。王羲之并非一直是新妍,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《姨母帖》、章草《豹奴帖》来看,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,是古质的体态多。庾翼对王羲之的章草曾格外赞扬,他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:“吾昔有伯英(张芝)章草十纸,过江颠狈,遂乃亡失,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,焕若神明,顿还旧观。”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,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,到了四十多岁,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“新体”。

比如写楷书——南朝人称为正书,他用道劲的“一拓直下”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,写出的笔画,形直而势曲:又弱化横向的笔画,强调纵向的笔画,从而将钟繇楷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。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,笔画的长短、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,纵敛之势成了主导。于是,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。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,从而确立了楷书的新规范,新秩序。

王羲之的行书、草书,笔势“飘若浮云、矫若惊龙”,字态“爽爽有一种风气”,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,当时的审美时尚,是趋新附妍,这是王羲之变制“新体”的“精神气候”,也是时人追效王书“新体”且趋之若鹜的动力。

有了王书“新体”,曹魏书法的“新”就相形见“旧”了。从“钟张”到“二王”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。这趋新的势头,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,起作用者是梁武帝,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,有好古崇古之癖,对于书法,也是内行,主张返璞归真,以古质为“主旋律”。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,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,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。言下之意,值得提倡的是钟繇,其次是王羲之,而王献之太新,新在“今瘦”,他看不上,梁武帝发表的意见,虽说是一己之见,因其贵为天子,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,所非为非了。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“参圣旨之奥”,见风使舵,“始变子敬,全法元常”(萧子云《论书启》),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“积极分子”。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,就此歇息下来,但是,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,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。梁武帝也承认,他对钟书“古肥”特点的认定,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。那么,弘扬钟书,是提倡容易实行难,普及尤为困难。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,梁武帝曾令周兴嗣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《千字文》,作识字习字的课本。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,初衷是提倡钟书,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,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。陈、隋之际,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,借集王字的《千字文》来推广王书,据说写了八百本、浙东诸寺,各施一本,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,也助了一臂之力。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,名声盛大,留下“退笔成冢”、“铁门限”的佳话。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,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,于是,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。

到了唐朝,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,他不仅尊,而且亲,专心摹学,并且公开告诉世人:他写字,心慕手追者,王羲之而已,其余区区之类,何足论哉!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。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,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,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,他自己也写一笔王字,想来是以身作则。公元648年,《晋书》修成,太宗为《王羲之传》写了一篇《传论》,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,为妍于钟张、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。从那以后,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。

唐朝以来,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,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。各路权威,都景从王书,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。王羲之在书法技巧、体态、风格上的穷变化、集众美、兼妍质的博大精深,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。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、利用,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,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。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,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,而他的“书圣”地位,依然固若金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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